過去在威權統治時期，司法權對於政治部門並未發揮權力制衡功能，憲法也失去其作為最高位階的法規範效力，無論是政治人物或是一般民眾，對於憲法不是無感，就是加以忽視。到了威權時期晚期，司法院大法官透過釋字第261號解釋終結萬年國會，帶領台灣走向民主化的歷程，之後司法院大法官一直是引領台灣社會尊重多元價值、建構民主憲政秩序的重要推手。在權力分立下，政治部門的行政權與立法權直接面對不同民意與政黨競爭，司法權則站在被動的角色，與各種政治上、社會上爭議保持一定距離。當既有權力掌握者面臨社會多元意見的挑戰、新舊價值激烈辯論，社會因而陷入不信任的對立氣氛，政治部門又無力解決時，無論是人民還是政治部門，均有意識地將爭議交到司法違憲審查權的手上，而面對此種爭議，大法官如何思考其所應扮演的角色，是帶領社會突破既有視野的限制，還是尊重既有秩序？如果回顧對台灣人權保障與民主憲政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憲法解釋，或可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：
 政治爭議問題，如兩岸重婚案、萬年國會案、固有疆域案、精省案、三一八槍擊案、核四案、黨產案、大法官是法官嗎？
 人權理念與社會通念的衝突，如性別議題、同性婚姻議題、通姦罪案、精神障礙者刑事保安處分案
 制度變遷議題，如檢察官羈押權案、資訊隱私權案、土地正義與正當法律程序案、年金改革案
在這些案件中，大法官如何面對「敏感議題」？大法官作成的憲法解釋，對這些敏感議題做了哪些價值決定？大法官是否採取了較為細膩的作法，例如採取「立即失效」、「定期失效」、「警告性裁判」或「指定法律修正前之規範狀態」來化解對立、兼顧權力分立的份際？大法官作成解釋後，是否發揮「一槌定音」之效果，為政治部門與社會輿論所接受？這些議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。